为中国汽车工业立传，为奋斗者画像

原机械工业部部长 何光远

付于武同志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程中绕不开的重要人物，他的《我心深处是汽车：付于武八十自述》，不仅是一部个人成长史，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汽车工业从追赶到突破的奋斗史。

认识于武数十年，我始终钦佩他对汽车事业的赤诚与执着。从投身汽车行业的青年时光，到见证并推动中国汽车产业在技术研发、自主创新、产业升级等关键节点的突破，他的每一步都与行业发展同频共振。书中没有空泛的理论，只有对行业痛点的深刻洞察、对技术攻关的细致复盘，以及对中国汽车工业未来的深切期许，字里行间满是“把心交给汽车”的热忱。

在汽车产业向电动化、智能化转型的今天，这部自述更具有特殊意义。它不仅能让年轻一代从业者读懂中国汽车工业的“来时路”，汲取前辈们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，也能为行业研究者提供鲜活的实践参考，看清产业发展的逻辑与脉络。

于武用八十年的人生与汽车为伴，用一部自述为行业立传。这部书，值得每一位关心中国汽车、热爱中国制造业的人士细细品读。

2023年7月，我与于武在纪念中国汽车工业70年活动现场

以下内容节选自《我心深处是汽车：付于武八十自述》：

央视二台“对话”

2004年，我有幸参与了中央电视台二台（简称央视二台）《对话》栏目的录制，那是一段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的经历。从中午12点进入演播厅，直到傍晚6点才结束，整整6个小时的录制，成为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次对话。

《对话》栏目一直以尖锐风格著称。那次，他们邀请了张小虞同我一起参加，小虞代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，我代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。讨论的主题是汽车自主创新问题。

但在接到邀请后，张小虞告诉我：“那天我有事，你去吧。”就这样，我成了当天唯一代表汽车产业的嘉宾。可就是这次经历让我“深感后悔”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没有参加过类似的电视讨论节目，对其中的情况也不了解，更是不曾预料到讨论会如此失控。

那期对话的企业嘉宾是竺延风，一汽集团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长，也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中最年轻的掌舵者。现场除了竺延风和几位部委老领导，几乎全是媒体。大家误以为我们彼此认识，实际上，只有我和竺延风较为熟悉。

节目录制的前半段时间一切顺利，问题或许尖锐，但一切都还在可控范围内。竺延风当时应对也很得体，没有说什么出格的话，只是站在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角度，逐一解答大家的问题。

直到话题转向自主创新与合资合作上，现场的气氛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。两年前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竺延风一句“中国轿车自主开发，要耐住寂寞二十年”，在业内引发轩然大波。这次《对话》中，他再一次重申了这一观点。

事实上，我高度认同竺延风的观点，也在现场表达了我的看法：“合资合作是中国汽车工业向国外先进经验学习和积累的过程。如今，业内外都在谈要形成自主开发的能力，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。我们必须承认差距，要从与国外的合作、引进技术中积累。积累的过程是个厚积薄发的过程，也可能不到二十年，也可能过十年、十五年、二十年，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自己的自主开发能力，有我们自己的品牌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成为生产强国。这是个急不得的事情。”

然而，我的回答也不能让大家满意。在他们眼中，我和竺延风观点一致，不断向我们施压。显然，他们只想听到符合自己预期的声音，否则，就会开始抨击。

一位老领导直言不讳地指出：“我们首先要肯定这二十年来的合资成果，但正如每个人都要上学一样，我们难道要永远当学生吗？大家都有一种说法，红旗是一汽的亲儿子，而一汽－大众捷达品牌则被看作是用来赚钱的干儿子。为什么亲儿子总是长不大？”

另一位科技部的老司长也站出来质问：“还要二十年？我们等得起吗？我们输得起吗？”

“我们的合资品牌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一直保持领先地位，但自主品牌却始终停滞不前。如果我们现在抓不住机会，再过五年或十年，我们就更没有机会了。”另一位嘉宾进一步阐述道：“无论是学术界和产业界，都应该回过头来研究一下，在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的产业战略当中，如何能让自主品牌成长得更快一些，让整个产业体系在竞争的环境之下发展得更快。”

难得的是，无论嘉宾们如何抨击，竺延风依然坚定地捍卫自己的观点。他继续回应：“我国汽车工业要超越发达国家，从情感上来讲，我也非常理解。作为汽车制造业中的参与者，我比大家更着急，这也是我们的动力所在。但是，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观点，我国汽车产业确实还很弱小，我们需要合资合作，我们需要坚持改革开放。”

这次央视二台的对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“耐住寂寞二十年”所强调的是长期主义，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小到大、从弱变强的必然过程。这是汽车产业背后必须经历的一个规律性问题。要做好一个产业，二十年绝不是一个短暂的周期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。作为一名企业家，必须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。

花都“何龙之争”

在竺延风那句“耐住寂寞二十年”引发的风波尚未平息时，“何龙之争”无疑是将自主创新的话题推向舆论的新高潮。这场争论发生于2005年8月22日，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主办的花都汽车论坛上。

那届论坛的主题恰好就是“创新与全球化战略”。我们邀请了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，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、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，以及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中村克己、韩国自动车工业学会会长李斗焕、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理事朽木昭文，共同探讨如何实现汽车产业自主创新，以及如何抓住机遇，实现全球化战略。

原本由我主持的论坛各环节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何部长和龙部长也分别发表了各自的见解。茶歇间隙，龙部长找到我，表示希望接替我的论坛主持工作。我当即就说：“这太好了！”长时间主持不仅耗费精力，还要对每位发言者的观点做出点评，确实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。他主动要求，我自然没有理由拒绝。

可没想到，就是这么一让，出了事。

龙永图部长在上半场已经做了报告，所以在主持的时候就多说了几句来表达他的观点。他说道：“我认为我们不能够为自主品牌而搞什么自主品牌。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，汽车产业注定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产业，今后在中国本土生产的汽车不管叫别克也好，叫大众也好，或者是尼桑、丰田也好，如果其中许多核心零部件和核心的技术都是在中国开发、在中国使用的，那么它叫什么名字就已经不重要了，关键是在高起点的基础上参与全球化的合作和竞争。”

他进一步强调：“要加大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，必须加强和世界最优秀的汽车制造商合作。只要用中国工人，在当地交税，它就是本土的企业。”

龙部长的话音一落，何部长立即站起身，反驳了他的观点。他说，“龙永图部长的观点我不太赞成。他所讲的观点与保护知识产权的潮流是不相符合的。知识产权代表在知识上的控制权，品牌是代表知识产权的。”

何部长补充道：“通过合作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、技术水平，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平。在这样的基础上，把我们的自主开发能力、自主品牌搞上去。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是这个观念，并且一直为这个事呼吁。”

刹那间，会场氛围剑拔弩张。这场争论随即被媒体广泛报道，成为那年花都论坛上的一大热点。龙部长成为继竺延风之后又一个被舆论声讨的对象。在此后的很多场合，他不得不为自己辩解。

一年后，又是一届花都汽车论坛，龙部长再次出席。会前一晚的餐桌上，龙部长提起了那场争论。他非常委屈：“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汽车，没有人比我更热爱汽车，说我不爱国？”对他而言，这是天大的误会。

或许很少有人知道，龙永图是中国加入WTO谈判的中方首席专家。他为了保护中国汽车产业，甚至牺牲了其他领域的一些利益。他也从来没有说过“不赞成我们中国的汽车要搞自主品牌”，对于外界的恶意解读，他非常激动，很难释怀。

站在今天，从全球化的视角看，当时龙部长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。但确实，在当时的局势下，二十年的合资合作并未培养出一个优秀的自主车企。何部长又是自主企业发展的有力支持者，在他看来，中国汽车产业要做大做强，必须要自主创新。就这样，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。

时过境迁，何部长在后续的采访中放软了态度，也逐渐接纳龙部长的部分观点。近几年，我们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，汽车合资股比限制也在放开，特斯拉更是成为第一个在中国独资建厂的外资企业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龙部长的观点。

《我心深处是汽车：付于武八十自述》

这是一部记录付于武先生一生奋斗历程的回忆录。本书以付于武的个人经历为主线，记述了付于武早期的成长和学习经历、参与重大汽车项目的历程等，展现了他从青年时代投身汽车行业，到参与并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峥嵘岁月。书中不仅回顾了中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、从弱到强的艰辛历程，还展现了付于武及其同代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依然执着追求、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。通过他的视角，读者可以深入了解中国汽车工业的技术突破、产业变革和辉煌成就，感受一代汽车人的热血与坚守、使命与情怀，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。

付于武

1945年2月出生于北京，1970年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机械系(原北京机械学院)，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。历任第一汽车厂哈尔滨变速器厂总工程师、第一副厂长，哈尔滨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秘书长、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、理事长、名誉理事长，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理事长、名誉理事长，北京华汽汽车文化基金会理事长。2017年获得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终身成就奖。2021年荣获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(FISITA)杰出贡献奖。

注：本文选自《我心深处是汽车：付于武八十自述》一书。

图片：机工汽车

文章：机工汽车

排版：机工汽车